“中国梦”照进现实：《建国方略》的历史镜鉴与当代价值

　　1918年5月，孙中山在首次护法运动失败后离穗赴沪。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孙中山苦心孤诣，撰成《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两本著作。1922年，这两本书与孙中山1917年撰写的《会议通则》（后改名为《民权初步》）被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首份宏伟蓝图就此现世。历经百余年岁月沉淀，这份勾画“中国梦”雏形的前瞻之作正在从“纸上理想”演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其中蕴含的爱国情怀与思想光辉，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道路上，仍然是不灭的精神航标。

　　《建国方略》擘画近代中国的理想蓝图

　　思想的诞生必定深深扎根于其所处的时代。《建国方略》作为孙中山思想之集大成，是社会历史条件与个人心血的共同产物，其中关于国家建设的宏大构想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

　　《建国方略》的成书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总体性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各派爱国人士进行了种种尝试。截至孙中山著书之前，中国仍然内忧外患，但已孕育出现代化转型的萌芽：政治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经济方面，一战减轻了列强盘剥中国的压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迎来短暂春天；思想方面，新文化运动持续推进，民主与科学观念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社会方面，新式教育继续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崛起。

　　与近代中国发展的坎坷路途相似，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也屡经波折。1895至1910年间，孙中山谋划发起或参与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均告失败。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但仅仅数月，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遭袁世凯镇压。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重新掌权的段祺瑞政府对外卖国，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开启“护法”战争，但由于护法军各怀异心，最终革命阵营分裂。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

　　正是在护法运动失败的低谷时期，孙中山心怀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对过往数十年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撰成《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的体系构成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三部著作综合而成的丛书，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方面擘画国家建设蓝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核心理论是“行易知难”。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后革命事业受挫“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这一错误思想正是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必须先“破此心理之大敌”，使国人“万众一心、奋起直追”，方能实现“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孙文学说》共8章，前4章以饮食、用钱、作文等为例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后4章结合近代科学观念和革命实践对“行易知难”学说进行阐述。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经济发展规划的核心，原书用英语写就，后译成中文出版，由自序、篇首、六大计划、结论、附录构成。六大计划中，前三项计划分别以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建设为中心，提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第四项计划提出十万英里铁路的具体构想；第五项计划提出食、衣、住、行及印刷业的工业化目标；第六项计划聚焦矿业开发。《实业计划》意图抓住一战带来的发展契机，以全方位的开放姿态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壮举，其布局之广、规模之大、目标之远，在近代中国的实业发展政策中前所未有。

　　《民权初步》体现孙中山的民主政治实践设想，系其参考美国议事规则著作重新编译而成，重点关注国家政治事务的程序问题。全书共分5卷，阐述集会组织、动议程序、修正案等议事规则，核心理念是保障国民自由平等权利的实现。该书聚焦琐碎的政治程序，目的在于“教吾国民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行稳之后逐步前进，则“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对于仍在摸索政治制度革新的近代中国而言，《民权初步》提出了通过增强国民政治意识，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渐进路径。

　　《建国方略》三本书的内在逻辑紧密相连。《孙文学说》是《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的思想基础，为民主政治实践和实业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实业计划》是《民权初步》和《孙文学说》的物质基础，为民众解放思想和政治参与提供经济支撑；《民权初步》则是《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的制度基础，为精神和物质建设提供政治保障。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描绘出孙中山理想中国的完整面貌。

　　《建国方略》实施的现实困境

　　《建国方略》的宏大规划在当时并未真正落地施行，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社会条件的根本限制，也存在构想本身脱离现实的主观局限。

　　一是政治环境长期动荡。孙中山一生多次组织建立政党，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缺乏稳定的武装力量以及政党组织松散等问题，未能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主权独立的目标。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北洋政府分裂后，中国长期处在军阀割据状态。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下，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稳定的政权来推行如此庞大的建设规划。即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执掌全国政权的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也始终不足，无法全面开展国家建设。

　　二是经济条件严重缺失。在《实业计划》面世之前，孙中山已于1912年提出“十年修筑20万里铁路”计划，估算需资金约六十万万银元，以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需耗费百年以上收入。此时的中国民族经济在外国资本压迫、官僚资本排挤、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共同影响下发展缓慢，远不足以支撑规划建设。而孙中山所寄希望的依靠外资和国际合作也并不现实。在完成《实业计划》后，孙中山曾誊抄数份致函美、英、法、日多国政府和驻华公使，均遭冷遇。实际上，列强更倾向于扶持愿意出卖核心利权的割据势力，加深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而不是支持中国独立发展。依靠外资发展本国实业，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是社会动员基础不足。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虽然有所开展，但是大多数劳动群众深陷生存绝境且阶级意识被禁锢，在社会思潮激荡中难以认清历史规律。加上数十年间改革和革命运动失败，各种社会思潮剧烈碰撞，国民意识迟迟没有凝聚为改造社会的巨大能量，《建国方略》中回避社会基本矛盾、过于理想化的规划难以获取广泛社会支持。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对《建国方略》的呼应与超越

　　《建国方略》提出后，近代中国曾出现过局部实践的契机，但大部分计划因政治动荡、资金匮乏等缘由被迫搁置。中国共产党人则接续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各项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凝聚起国家的全部力量，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遗志，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远超当年的规模和速度，将《建国方略》中的宏伟构想变为了现实。

　　心理建设维度

　　《孙文学说》以“行易知难”学说为核心，旨在为改造中国提供思想指导。其中包含唯物主义思想，但仍然存在精英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并未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对孙中山的知行观进行了扬弃。一方面，孙中山的知行观暗合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的基本原则，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另一方面，孙中山的知行观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主张“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割裂了知与行的统一性。而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历史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思想共同构成，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阶段、动力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思想论断与理论阐释。这一理论体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精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作为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

　　物质建设维度

　　《实业计划》中的各大计划如今已在现实中不同程度地落地，部分领域的发展甚至远超目标。

　　海港建设方面。《实业计划》中的“东方大港”以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崛起成为现实；“北方大港”通过唐山港、黄骅港以及秦皇岛港的发展得到一定实现；“南方大港”的规划则体现为广州港、深圳港等多个贸易枢纽。目前，我国已建成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港口群，港口基础设施规模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自动化码头规模数量和技术水平稳居世界前列。

　　铁路建设方面。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0万公里；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71.7公里/万平方公里，电化率76.7%。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6.7万公里。铁路覆盖了全国99%的2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了全国96%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

　　工业化方面。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唯一拥有全门类的国家。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近年取得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

　　能源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产业链主导地位持续巩固，11种矿产产量占全球的50%以上，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

　　六大计划以外，我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通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增强民生福祉，从而实现对《建国方略》物质建设维度的超越。

　　社会建设维度

　　《民权初步》体现了孙中山对政治制度的设想，即建设以民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代中国并非简单践行其原有政治建设愿景，而是扬弃、超越其资产阶级民权构想，立足国情走出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主要表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完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强调国家权力源自人民并受人民监督。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制度性界定奠定了实现人民民主的法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形成完整民主制度体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支撑，辅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共同保障人民民主落地实践。这一制度体系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思想，契合我国国情与社会发展规律；对于孙中山提出的“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我们吸收其中反对专制、主张公权为民的进步价值，同时摒弃其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内在局限，依靠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链条渠道保障全体人民参与国家治理，发展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如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持续提升，人民民主的覆盖范围持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人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得到越来越切实、牢靠的政治与制度保障。

　　《建国方略》在新时代的思想价值

　　近代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发生了结构性断裂，暴露了旧有社会系统的致命缺陷，从而在客观上倒逼中华民族走上探索现代国家建构与主体地位重塑的历史征程。正是在破解这些结构性危机的艰难求索中，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为中国描绘了首个现代化建设蓝图，以破旧立新的气魄率先提出实现国家富强与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起点。如今，《建国方略》蕴含的思想智慧对实现“中国梦”仍具重大借鉴意义。

　　一脉相承的民族复兴梦想

　　民族复兴的理想自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得以赓续传承。李大钊在筹备建党之时指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邓小平在1987年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提出“振兴中华民族”的表述。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首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称谓。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将其比喻为“中国梦”。从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成为同义语，逐渐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与《建国方略》“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的愿景高度一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这与《建国方略》主张通过重塑国民心理、唤醒民族自觉来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路径也高度契合。

　　在继承《建国方略》思想内核的基础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在目标、路径与价值维度均实现全面升华。

　　从目标定位看，《建国方略》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中对国家现代化的初步探索，其目标是摆脱列强控制、实现民族独立与经济自强；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核心，不仅要完成现代化建设，更要推动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展现出更宏大的历史格局。

　　从实践路径看，《建国方略》基于有限资源，提出依赖外资与技术引进的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等系统性举措，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价值追求看，《建国方略》以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本质上是为少数阶层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则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终极奋斗目标，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建国方略》的当代价值

　　如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在重要战略机遇与严峻复杂挑战并存的当下，《建国方略》的借鉴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全局思维。孙中山的战略眼光在《建国方略》中主要通过《实业计划》体现。《实业计划》将中国经济发展放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业建设规划。这种兼具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启示我们应当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建国方略》的全面建设规划也暗含着对坚强领导力量的需求，这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其二是开放胸怀。孙中山的开放视野与其丰富的海外经历密不可分。中外历史和现实的差距让孙中山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只有采取对外开放的姿态才能实现发展进步。这种思想在《建国方略》中表现为对国际合作的全面开放态度，以及重视与中国周边区域协同的建设规划。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已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与此同时，全球保守主义回潮，地缘冲突频发，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多极化进程在动荡中推进。《建国方略》的开放主义启示我们应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心怀世界，在对外合作中积极作为，抢占先机赢得国际较量中的主动权，推动国际秩序的良性演进。

　　其三是以人为本。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纲领，在《建国方略》中主要表现为通过实业建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通过关键产业调控和制度调节，保障社会公平。此外，《建国方略》关于提升民众政治素养的主张，以及“造林于北部与中部”等涉及生态保护的规划内容，也体现出对公民权利和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建国方略》中的民生主义思想启示我们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全面增进人民福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如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重新审视《建国方略》的思想价值，既是为了从中汲取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智慧，更是为了进一步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开启新时代的奋斗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