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计划》视域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

　　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革命绝非只是斗争与破坏，而是为建设而生，表示“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因此，孙中山在其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中，也不断思考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应当何去何从，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洞察到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经济重建，而中国则迎来发展实业的历史机遇。他基于多年海外考察与实践积累，在通读大量国内外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于1919年初的上海寓所完成《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英文原稿，系统规划了中国近代化经济建设蓝图。后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译为中文，最终编入《建国方略》第二部分“物质建设”。

　　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现代化图景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发展目标如下：

　　首先，《实业计划》将全国划分为“北、中、南三大经济区”，并对应提出建设三大世界级港口的战略构想。孙中山将北方大港定位在直隶湾唐山青河与滦河之间，旨在建成如纽约港规模的国际枢纽；东方大港规划在上海，通过开凿运河连接长江流域；南方大港则以广州为中心，向西南延伸。这三大港口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连接国内外市场、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支点。

　　其次，《实业计划》将铁路建设置于核心地位，提出修建十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网的宏大目标，包括中央、东南、东北、西北、西南、高原六大铁路系统。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交通乃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甚至提出：“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由此，他将铁路视为打破中国地域分割、促进资源流通的关键。此外，孙中山规划修建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并改良长江、黄河等内河水道，开凿运河，构建综合交通体系。

　　其三，孙中山提出了同时稳步发展本部工业（包括粮食加工、纺织、建筑、印刷、汽车等轻工业）与根本工业（包括矿业、钢铁、机械、冶金等重工业）的主张，在交通网络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工业体系。

　　在制定实业发展计划的同时，孙中山还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他对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包括：“公私并举，以国家经营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节制资本，避免扩大社会不公；关注民生，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的理念；强调区域协调联动，促进沿海、内陆、边疆等地区平衡发展；主张对外开放与维护主权并举，既要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但同时也强调“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业计划》虽在国内外享有赞誉，但它未能真正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任何实业救国的构想都缺乏现实的政治根基。历史的印证是残酷的：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称其计划“宏伟精深”，认为能“使世界原料与资本生一密切之关系”，美国商务总长刘飞尔也书面表示支持，称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尚理想必将实现”，但当孙中山试图向美国申请贷款时，美方以“财政连利息都难以支付”为由拒绝实质合作。胡适虽赞赏孙中山的宏观视野，但直言“计划宏大却无实施步骤”。

　　由于战乱频仍，国家未能统一，《实业计划》自提出到孙中山逝世，一直未能在政策层面上得到落实。

　　国民政府时期：制度框架的建立与局部的实践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建国方略》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其中《实业计划》则作为国家建设的施政纲领，国民政府在1928年的《训政时期施政宣言》中宣称：“训政时期之开展，不仅在于《建国大纲》之实施，而尤在于《实业计划》之推行。”学术界亦在20世纪30—40年代掀起过研究《实业计划》的热潮。为了实现《实业计划》的宏大愿景，国民政府在制度框架上进行了初步尝试，从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实业发展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民政府重点推进了铁路建设。铁路建设完成了浙赣、粤汉等干线铁路的部分路段，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截至1937年底，加上当时已经沦陷的东北地区，全国铁路里程约为2.2万公里，与孙中山的十万英里（16.5万公里）铁路的目标相差甚远。而三大深水港的构想更是只停留在规划阶段，北方大港唐山仅建立了筹备处而未有经费支持，东方大港上海的新港建设推进缓慢，南方大港广州进展亦十分有限，均远未达到世界级港口的标准。

　　在工业建设方面，国民政府虽先后启动了一系列建设项目，但大多未能完全落实。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重仅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其中又以纺织、面粉等轻工业为主，重工业生产能力孱弱。1937年，全国钢产量除却被日本控制的东北地区，仅4至6万吨，远低于日本同期的500万—600万吨，电力、煤炭等能源产量虽有增长，但整体规模仍十分有限。

　　由此，直至南京国民政府覆灭，其距离实现《实业计划》的构想依旧遥遥无期，此间的原因十分多样，包括内部体制的严重缺陷导致贪腐盛行、官僚资本的垄断扩张挤压了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列强与外国资本攫取了过多利权等等。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国际环境的恶化以及战争的破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资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导致原有的建设计划被迫中断。多年的战乱，也使得大量资源被投入到了军事领域而非经济建设中。

　　这一时期的实践表明，在民族危机深重、内部腐败严重与技术条件尚未成熟的环境下，仅靠在意识形态与政策框架上树立崇高地位，而只开展有限的局部建设，难以实现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宏大愿景。这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困境：脱离国家主权独立与社会制度变革，仅以技术引进和外资利用等手段开展国家建设，终将受制于外部势力与内在结构的双重掣肘。孙中山的构想虽具前瞻性，却缺乏其所必需的政治前提与组织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与《实业计划》的部分落实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示并解决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生产力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在此基础上，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在制度与物质双重层面上，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宏伟愿景的历史性突破。尤其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形成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浪潮。在此部分列举“一五”计划期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在工业生产方面，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金属切削机床达到2.8万台，比1952年增长1.04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2倍。

　　交通运输方面，在195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67万公里（1949年中国铁路里程约2.18万公里且一半处于瘫痪状态），全国公路里程达到25.46万公里，内河航道、空运航线等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初步实现了孙中山建设全国性路网系统的部分构想。

　　在国际关系和利用外资方面。“一五”计划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配套的经济援助协定，苏联援建了156个重点项目，占工业投资的47%，为“一五”计划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与资金支持。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不依赖外援的原则，对于来自苏联的贷款，从1955年起就开始通过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来逐步偿还。在落实苏联援建项目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加强工人、技术人员对先进技术设备的学习与掌握，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方针，落实了孙中山“发展之权操之在我”的主张。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我国的农业、教育、科学、文艺、医疗、卫生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更是对孙中山“节制资本”、发展民生等思想主张的有力体现。

　　总体而言，“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在自主发展与苏联援助下初步实现了对孙中山《实业计划》的部分构想，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环境，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且区域发展仍以沿海为主，未能完全实现孙中山规划的区域均衡发展，许多具体的建设目标也暂时未能达到。因此，真正全面实现与超越孙中山的实业愿景，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后：孙中山实业愿景的实现与超越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外资政策和技术引进方面实现了对孙中山“开放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同时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地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为实现《实业计划》的完整蓝图创造了条件。

　　早在2016年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下，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这个蓝图早已实现，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在那之后，又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更为全球瞩目的成绩，以显著优势保持着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地位并持续进步。当下来看，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的许多愿景都得到了实现乃至大幅超越，以下将从港口、铁路、工业体系的建设以及对外开放、区域协调发展等5个领域展开论述。

　　在港口建设领域，中国三大港口群已建成世界级枢纽。北方大港唐山港2025年货物吞吐量约8.84亿吨，居全球第2位；东方大港上海港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超5500万标准箱，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1；南方大港广州港在2025年完成货物吞吐量超6.9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800万标准箱，稳居全球港口前6位。同时，还有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天津港、香港港等世界级港口。中国港口不仅规模宏大，港口货物吞运量与集装箱吞运量均稳居世界第一，而且技术水平先进，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关键枢纽。

　　在铁路建设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铁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统计公报》，到2025年，全国铁路总里程已达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0万公里，达到了孙中山建设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当前，高铁网络对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及主要经济区域实现了广泛覆盖，其中的一些高难度工程，如青藏铁路、成昆铁路的成功修建验证了孙中山对于高原铁路系统与西南铁路系统的构想。相比上世纪20年代普遍20—50公里每小时的铁路速度，当前高铁平均速度可达300-350公里每小时，技术高度与承载量等更是民国时期不可与同日而语的，质量上远超孙中山的原始构想。此外，根据《202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中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19.07万公里），这同样也在数量与质量上大大超越了孙中山设想的100万英里（160万公里）碎石路。

　　在工业建设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成为全球唯一全产业链国家，制造业规模连续十余年居于全球第一，实现了孙中山全面工业化的愿景，并且在部分领域实现了领跑。在实现庞大生产能力、创造巨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中国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使全面工业化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孙中山“公私并举”发展实业、“建设之要首在民生”思想的有力注脚。

　　在对外关系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性地实践了孙中山“发展之权操之在我”的开放主义思想。通过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拒绝如晚清、国民政府时期列强那附带一系列主权让渡条款的投资条约，主张平等互惠，共同发展。孙中山曾言：“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一说法亦毫无疑问在中国当下的外交理念中得到了印证，而“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更是将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乃至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孙中山亦曾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践行孙中山的区域协调思想，通过因地制宜差异化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以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力图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势互补，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均衡以及人民生活保障水平趋同。在这种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先后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并拓展至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布局。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我国当前已在缩小区域经济相对差距、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以及发挥重大区域战略引领带动作用等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综上所述，已有效实现了孙中山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区域“彼此互相依倚”，统筹协调，相互补充，共同繁盛的构想。

　　结语

　　当然，在此梳理中国的实业发展历程，绝非只是简单地比照孙中山在当年所立下的若干经济指标，而是要从这一份跨越百年的工业化蓝图中，读懂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带领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思想将获得更丰富的理论阐释和更广泛的实践应用。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对孙中山诸多伟大构想的实现，也验证了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提供了许多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意见。正如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在2025年“孙中山与《实业计划》学术研讨会”中指出：“新时代的坐标下，深刻理解《实业计划》的前瞻价值与现实启示，对我们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

　　中国百年的实业发展历程深刻证明，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崛起。孙中山在国家危难之际，以超越时代的远见勾勒出实业救国的宏伟蓝图，至今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积极投身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奋斗。